子貢

端木賜，字子貢，春秋末期衛國人（今河南省鶴壁市浚縣），生於公元前520年，卒於公元前456年，少孔子三十一歲。他是孔門十哲之一，以言語見長，被孔子譽爲“瑚璉之器”，意指其才華出衆。他在學業、政治和商業領域均有卓越表現。

端木賜像（臺灣故宮博物院藏）

子貢曾任魯國和衛國相國，展現出通達事理的政治才能。他最著名的事蹟是外交斡旋，當齊國田常欲攻魯時，他通過遊說使田常轉攻吳國，又說服吳、越、晉等國連鎖行動，最終實現“存魯、亂齊、破吳、強晉、霸越”，十年間五國局勢劇變，凸顯其戰略眼光。他與孔子的關係尤爲密切，資助孔子周遊列國，並在孔子去世後守墓六年，體現尊師重道。

此明版彩繪絹本《孔子聖蹟圖》其作者和年代不詳。全套共三十六幅，始於：尼山致禱。終於：漢高祀魯。其內容主要取材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，亦兼採《孔子家語》、《論語》和《孟子》等，因事繪圖，緣圖配文，圖文並茂反映孔子一生行跡。此冊現藏於孔子博物館。此頁描繪孔子病重時，子貢前來探望，孔子向其表達“泰山其頹乎！樑木其壞乎！哲人其萎乎！”的感慨

儒商

子貢的商業成就源於其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和誠信經營。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記載他“好廢舉，與時轉貨資……家累千金”，意指他善於抓住市場時機。《論語·先進》載孔子評價：“賜不受命，而貨殖焉，臆則屢中”，表明他預測行情屢屢成功。例如，他可能通過低價收購魯國山地的木材或礦產，在需求旺盛的曹國高價出售，積累財富。司馬遷將其與陶朱公范蠡並列，稱其爲儒商初祖。

與范蠡注重實用主義的經商不同，子貢將財富用於支持孔子，體現儒家“義利兼顧”的原則。“儒商”這一提法並非子貢生時已有，而是後世對其特質的總結。漢武帝“獨尊儒術”後，儒家倫理滲透社會，子貢的事蹟在《史記》中被肯定，爲其“儒商”身份奠定基礎。唐宋時期，隨着商業發展，士商互動加深，“儒商”成爲特定稱謂，宋代學者常將其與范蠡對比，強調其“取財有道”。至明清，隨着商品經濟繁榮，“儒商”概念廣爲認可，子貢作爲其鼻祖的地位最終定型。

子貢在孔子周遊列國期間，曾協助化解危機。例如，匡地遇險時，子貢主動詢問緣由，孔子藉機闡釋對晉國賢臣竇鳴犢、舜華的敬重，暗示以德化險的智慧‌。

傳說

子貢的形象常被描繪爲儒生，手持書簡或算盤，象徵文商結合。“子貢贖人”是其著名軼事：他贖回魯國奴隸後拒絕國家補償，意在彰顯慷慨，但孔子批評此舉可能阻礙他人行善，體現其高尚品格與實用主義的碰撞。

明代《孔子燕居像》，孔子博物館藏

他還以謙遜維護孔子聲譽。當魯國大夫叔孫武叔稱“子貢賢於仲尼”時，他反駁道：“譬之宮牆：賜之牆也及肩，窺見屋家之好；夫子之牆數仞，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美。”這一比喻凸顯其忠誠與謙遜。

神化

子貢的神格化源於多重因素。首先，其商業成就和“端木遺風”使其成爲財富象徵。其次，他守墓六年並支持孔子，體現了儒家孝義，符合神祇的道德要求，其財富被視爲德行的回報。

歷代追封推動其神化：唐開元二十七年（739年）封“黎侯”，宋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年）加封“黎公”，明嘉靖九年稱“先賢端木子”。道教將其納入九路財神體系，指定爲西南財神。《道藏·洞真部》的《太上老君說五斗金章受生經》提到財神信仰與五行方位的對應，強調“德配財”的原則，子貢的誠信與文商結合契合這一要求。《道藏輯要·九天玄女青囊經》記載九方位神靈護佑人間，西南與“土德”相關，象徵財富積累，這爲其西南財神身份提供理論依據。其故里浚縣位於中原偏西，或進一步強化這一地理聯想。

民間傳播也至關重要。明清時期，子貢故事通過戲曲（如“子貢贖人”情節）和商人行會流傳。河南浚縣黎公祠（明弘治十二年建）成爲商賈祭拜場所，當地有“拜子貢，財源興”之說，強化其財神地位。

文化

作爲西南財神，子貢代表以文化修養爲基礎的財富積累，信徒多爲文人士大夫和商人。“端木遺風”影響深遠，明清徽商、晉商推崇其誠信原則，如徽商“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”與子貢理念相通。2022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提及“社企精神”與儒商文化相通，子貢被視爲先驅，其遺產激勵後世追求義利兼顧。

端木賜從儒商鼻祖到西南財神的演變，源於其商業成就、誠信作風、對孔子的忠誠及歷代推崇。他的“儒商”身份在漢代奠基、宋代定型，神格化則通過官方追封、道教文獻支持與民間傳播實現。作爲西南財神，他平衡物質與精神價值，激勵世代追求財富與正直。

經商理念與典籍依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