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贡

端木赐，字子贡，春秋末期卫国人（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），生于公元前520年，卒于公元前456年，少孔子三十一岁。他是孔门十哲之一，以言语见长，被孔子誉为“瑚璉之器”，意指其才华出众。他在学业、政治和商业领域均有卓越表现。

端木賜像（台湾故宮博物院藏）

子贡曾任鲁国和卫国相国，展现出通达事理的政治才能。他最著名的事迹是外交斡旋，当齐国田常欲攻鲁时，他通过游说使田常转攻吴国，又说服吴、越、晋等国连锁行动，最终实现“存鲁、乱齐、破吴、强晋、霸越”，十年间五国局势剧变，凸显其战略眼光。他与孔子的关系尤为密切，资助孔子周游列国，并在孔子去世后守墓六年，体现尊师重道。

此明版彩绘绢本《孔子圣迹图》其作者和年代不详。全套共三十六幅，始于：尼山致祷。终于：汉高祀鲁。其内容主要取材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，亦兼采《孔子家语》、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等，因事绘图，缘图配文，图文并茂反映孔子一生行迹。此册现藏于孔子博物馆。此页描绘孔子病重时，子贡前来探望，孔子向其表达“泰山其颓乎！梁木其坏乎！哲人其萎乎！”的感慨

儒商

子贡的商业成就源于其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诚信经营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他“好废举，与时转货资……家累千金”，意指他善于抓住市场时机。《论语·先进》载孔子评价：“赐不受命，而货殖焉，臆则屡中”，表明他预测行情屡屡成功。例如，他可能通过低价收购鲁国山地的木材或矿产，在需求旺盛的曹国高价出售，积累财富。司马迁将其与陶朱公范蠡并列，称其为儒商初祖。

与范蠡注重实用主义的经商不同，子贡将财富用于支持孔子，体现儒家“义利兼顾”的原则。“儒商”这一提法并非子贡生时已有，而是后世对其特质的总结。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后，儒家伦理渗透社会，子贡的事迹在《史记》中被肯定，为其“儒商”身份奠定基础。唐宋时期，随着商业发展，士商互动加深，“儒商”成为特定称谓，宋代学者常将其与范蠡对比，强调其“取财有道”。至明清，随着商品经济繁荣，“儒商”概念广为认可，子贡作为其鼻祖的地位最终定型。

子贡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，曾协助化解危机。例如，匡地遇险时，子贡主动询问缘由，孔子借机阐释对晋国贤臣窦鸣犊、舜华的敬重，暗示以德化险的智慧‌。

传说

子贡的形象常被描绘为儒生，手持书简或算盘，象征文商结合。“子贡赎人”是其著名轶事：他赎回鲁国奴隶后拒绝国家补偿，意在彰显慷慨，但孔子批评此举可能阻碍他人行善，体现其高尚品格与实用主义的碰撞。

明代《孔子燕居像》，孔子博物館藏

他还以谦逊维护孔子声誉。当鲁国大夫叔孙武叔称“子贡贤于仲尼”时，他反驳道：“譬之宫墙：赐之墙也及肩，窥见屋家之好；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。”这一比喻凸显其忠诚与谦逊。

神化

子贡的神格化源于多重因素。首先，其商业成就和“端木遗风”使其成为财富象征。其次，他守墓六年并支持孔子，体现了儒家孝义，符合神祇的道德要求，其财富被视为德行的回报。

历代追封推动其神化：唐开元二十七年（739年）封“黎侯”，宋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年）加封“黎公”，明嘉靖九年称“先贤端木子”。道教将其纳入九路财神体系，指定为西南财神。《道藏·洞真部》的《太上老君说五斗金章受生经》提到财神信仰与五行方位的对应，强调“德配财”的原则，子贡的诚信与文商结合契合这一要求。《道藏辑要·九天玄女青囊经》记载九方位神灵护佑人间，西南与“土德”相关，象征财富积累，这为其西南财神身份提供理论依据。其故里浚县位于中原偏西，或进一步强化这一地理联想。

民间传播也至关重要。明清时期，子贡故事通过戏曲（如“子贡赎人”情节）和商人行会流传。河南浚县黎公祠（明弘治十二年建）成为商贾祭拜场所，当地有“拜子贡，财源兴”之说，强化其财神地位。

文化

作为西南财神，子贡代表以文化修养为基础的财富积累，信徒多为文人士大夫和商人。“端木遗风”影响深远，明清徽商、晋商推崇其诚信原则，如徽商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与子贡理念相通。2022年香港中学文凭试提及“社企精神”与儒商文化相通，子贡被视为先驱，其遗产激励后世追求义利兼顾。

端木赐从儒商鼻祖到西南财神的演变，源于其商业成就、诚信作风、对孔子的忠诚及历代推崇。他的“儒商”身份在汉代奠基、宋代定型，神格化则通过官方追封、道教文献支持与民间传播实现。作为西南财神，他平衡物质与精神价值，激励世代追求财富与正直。

经商理念与典籍依据